前不久，张利和简盟工作室对自己所做的项目作了一个回顾，他们把这个回顾叫柔性的可持续性，回顾中有许多可供人反思的内容，或多或少，或好或坏。

　　在这样的回顾、总结中，张利和工作室关注最多的还是人在当代城市里的生存状态。张利对此的解释是如果人对自己的生存状态的个性感到满意，这种状态就能激发创造性;相比其他任何东西，对此人的满意度都更有可持续性。

　　建筑能创造出让人感知个性发挥的空间，并让人体察自我上升的可能，形成积极追求的愿望：你可以在某种情况下宣称这里就是你的“领地”，你能独占。当空间可以被一个人宣称是自己的“领地”的时候，人自身的伟大被清晰地感知。“不是所有的空间都能这样，也不是只要你愿意你就能。”张利说每个事情都有根源，但不是所有的根源都是已知的。其实建筑师恰恰可以从现在不被关注的事物中汲取到创作的灵感。

　　“甘肃金昌这样的资源城市原本没有什么识别性，中国很多的城市都是这个状态，但通过建筑师的创造要让生活在这里的人愿意在这里生活，让这里的人能为这个城市感到自豪。”因此，建筑师在这里不是设计出一所房子，而是要创造出识别性。最终出来的建筑也不大可能能放在别的城市，除去这所房子的技术含量，它有明确的社会含义：它在戈壁，它是金昌的，它是金昌人的。

　　2003年，简盟工作室获得了甘肃金昌文化中心的设计权。“那个地貌太独特了”——连绵起伏的赭色山脉，山脉下一片黄色的沙砾——一切原始而苍凉，这不由让人想起：敕勒川，阴山下，天似穹庐，笼盖四野。

　　“那完全是一座在戈壁里建造的城市。”张利难以忘怀对它的初次相见，“当地政府强烈需要树立本地文化的识别性，他们请建筑师来协助完成这一任务。”建造一座建筑对建筑师而言并不难，难的是建筑与地方性的真正融合。与山水等地理特征发生联系是一种行之有效的作法，而对当地地貌的惊鸿一瞥，让张利坚定了此种想法。

　　张利把这种做法看成是公民性的表达，他主张在任何一个建筑中都应该存在这种公民性，“我一直坚持这种理念。建筑艺术和其他艺术还有些不一样，建筑艺术靠空间来肯定人的尊严。”张利的建筑观是建筑不仅要在视觉上让人产生愉悦感，还要在空间上让人产生自豪感，人在建筑中要能感觉到自身的伟大，而不是建筑的伟大。

　　在张利看来，空间的舒适性现在已被过度地消费主义化了，它被预定义和标准化，并盲目地追随时尚。这种舒适性只能是建筑所承载的一个较低层次的价值。而空间的反省性，即人借助空间的自我感知——对个性化的激发——是建筑所能承载的一个更高层次的价值。在当代社会，个性化的时代已经来临，它拒绝雷同。在城市建设中更是需要个性化的空间。人不是建筑的旅游者，也不再会因为到过某一个建筑而拥有某种特权。张利和简盟工作室在项目中一贯坚持人的个性在建筑空间中的激发。建筑师所缔造的空间在很多的时候是为人提供的条件，让人反思自身存在的条件。这种条件几乎是建筑艺术的专利，其他艺术难以企及。

　　那么在世博会中国馆东方之冠中能否会保持张利所说的公民性，能否实现供市民活动的开放空间呢?“我们得到了联合设计团队的领导何镜堂院士的强力支持，他开明而富于洞察力，自始至终鼓励我们在陪衬体量中追求公共性。上海市对此也很重视，并决定在2.7万平方米的地区馆屋顶平台上建立上海市最大的屋顶花园。”这一屋顶花园最后的物化是“新九州清晏”——它的形制源于对圆明园的九州清晏的抽象。后者是皇家的专享，而前者则是公民的活动场所。在“新九州清晏”中，与九州清晏原型对王权疆域的表达所对应的，是对我国当代八种典型地理条件下人的生存智慧的抽象矩阵。

　　中国馆地区馆部分是主体国家馆的衬托，其重点不是建筑形象，而是为公民营造的城市活动空间。“它不是看和被看的问题，是人们活动的问题。”张利说，“起初，地区馆的屋顶就是一块不能进入的绿草坪，后来上海市政府提出要给上海市居民一个公共的活动场所，何镜堂院士也说要通过这一部分软化建筑主体周围的空间，而这正是我们想要做的。”这正好锲合了张利和简盟工作室的创作信念：建筑提供让人发现自身的场所。

　　张利很坚定这个信念，因此在全国花卉博览会的设计上他把一个临时性的建筑做成了长久服务城市的建筑，关键在于设计出一个柔性的功能空间，有足够的能为其他活动服务的空间。

　　为了花博会，北京市与顺义区政府拿出了顺义新城区中最好的一块地，并计划把主场馆建筑建设成永久建筑。建筑师的目标是把一个事件性的场所创造成了一个长久性的场所，把20天的花卉博览会看成今后20年各种城市活动的预演。标准化和模数化的空间被设计出来，空间的效率很高，可应用于各种不同功能。而让张利欣慰的是，在这个设计上，对空间资源效率的追求得到了各界的肯定，没有人干预建筑师的设计。

　　对于花博会主场馆的设计上，张利坦言所遇到的挑战，“带有政治任务色彩的项目挑战性很大，风险也很大。花博会主场馆的很多作法是新的，这对工作室来说风险很大。也许下次又会是一个全新的设计，也许中国建筑师会经常面临的就是没有参考的挑战。”

　　“我在清华大学念书，然后在清华大学教书，就是这么一直连下来的。”张利很热爱建筑师这份职业，他在清华大学教授学生的同时，还做着执业建筑师的项目。当遇到有悖于自己观念的时候，“能说服就去争取，不能的就适当让步，但有个底线，看建筑师能放弃什么，不能放弃什么。当不能放弃而被逼迫放弃的话，那就彻底放弃。”

　　简盟工作室以合伙人的性质运行，张利把更多的精力放在学术上，这和他的教师身份有关。“一个人做不了工作室，也作不了设计。”张利实事求是地说。简盟工作室和其他工作室的发展一样，经历了一个时期：三五好友到10来人，再到当前规模;项目从小房子、小公建，到大型公建和城市设计。“对此，我没有特殊的感觉，事情逐渐做多是自然而然，但不能多过一个极限，否则就没有质量了。”

　　对于国有设计院的分析，张利是客观的。他更客观地告诉记者，最终会有那么一天，在简盟工作室会，有人会取代他们几位合伙人，对此他认为很正常，也是必然。人们无法评判取代和被取代，但建筑的好坏却一定能够被评判。

　　张利说现在大家已公认建筑的好坏不能用效果图的好不好看来评判，但建筑的好坏也不能靠公式计算出的排炭量多少来评判，也不能靠用钢量的多少来评判……它们都不过是实证主义的数字，技术的量度而已。建筑不仅仅是技术上的事情，还有更多软的东西存在，而后者比前者更关键。

　　与独特的地方环境发生关联能帮助建筑师创造独一无二的空间。在金昌文化中心中，抽象后的建筑也类似穹庐下的山脉，具有独特的戈壁风貌，“山脉”内里出现了一个因地域特征而惟一的空间。因为对公众的开放，这个空间对当地人来说是最熟悉的，在这里他们能感觉到很多不能言表的东西。

　　尽管简盟工作室有清华大学的背景支持，成员们的弦还是崩得很紧。“清华大学对我们来说很重要，这里人的智商很密集，见解和个性很密集，更年轻的人的头脑风暴说不定什么时候就会‘袭击’你，因此你要时刻勤劳，脑子要高速度运转，永不能停止。很多的时候，有些东西就是在与清华大学的师生子们聊天中聊出来的。”张利说年轻学生们常常试图通过自己的专业来改变社会，并且往往会采取极端的作法，而这种极端的作法对人的启发是很大的。

　　初从业的时候，张利只想把房子盖成。2000年，有了简盟工作室后，在运行的过程中，他发现即使在实践中，也要保持学术的研究。张利说大约在2000年前后，民营设计事务所对国内的设计市场形成强烈冲击，建筑师的职业定义越来越多个性化给中国的建筑师带来了一个新的途径，这种冲击的结果是建筑师可以把自身关注的一个或者几个问题放大，对其他的问题视而不见，因而做出来的建筑不再中庸。

　　建筑的个性化对决策层也产生了影响，特别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期间。由于个性化的推崇，即使在国有的大设计院，也开始了优秀建筑师个人的推介工作。“我很佩服的几个建筑师就出自国有设计院，实际上他们面临的境况比民营事务所的更加严峻，而他们在严峻的情况下还能保持自己的追求是很不容易的。要在体制的挤压下保持自我更新，这需要极大的勇气。”

　　后来，当金昌文化中心被完成后，很多人去金昌都想参观一下。参观前，他们闻听传言：金昌盖了个很怪的房子。去了后，才发现，这个房子一点都不怪，相反他们很熟悉它的样子。

　　在纪念性的建筑中，对纪念性元素与公民性元素的并置可以使建筑除形成视觉标识以外，可更多地服务于公众，从而更好地履行城市空间的职能。“纪念性建筑本来是用来被膜拜和纪念的，如果人们要在此自由交流，那就需要在其中开辟一个公共性的场所，当代城市非常需要这样的空间。”张利总结。

　　这样的空间在一般纪念性的建筑中不会轻易被创造，但上海世博会的中国馆为创造这种空间提供了很好的可能。纪念性的严肃、中国性和交流的自由在这里都需要，对后者的关注也体现当代社会对开放性的要求。

　　其实当初简盟工作室投标的方案是个以叠篆文字为包被的抽象体量，在其中组织了多个开放空间。在与何镜堂院士的东方之冠主体方案融汇并被确立为其扮演衬托的角色后，这样的空间思路被保留了下来并演化成了不同的表现形式。何镜堂院士自始至终支持在陪衬体量中设计公共性较强的空间，以更好地完成建筑主体与城市地面之间的衔接。